全球化与宗教多元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0年8月16—18日，由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上海大学全球学研究中心与我所联合主办的“全球化与宗教多元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南京大学副校长吕建教授、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主任徐小跃教授、上海大学全球学研究中心主任郭长刚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开幕式由我所所长徐新教授主持。

为凸显全球研究特色，本次会议特别邀请了来自美国、阿根廷、乌拉圭、埃及、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乌克兰、德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日本、香港及中国大陆等15个国家与地区的近40位专家学者出席，在地域上覆盖了北美、南美、非洲、东欧、西欧、南亚与东南亚，在宗教与文化上涵盖了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儒教、巴哈伊教等。在会议上做主题发言的知名学者包括：美国科学研究宗教学会前主席、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韦德·克拉克·鲁夫（Wade Clark Roof）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何光沪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吴梓明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戴维·拜勒（David Biale）教授等。

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宗教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日愈普遍，传统主流信仰与新信仰形式之间以及宗教信仰与世俗政权之间的张力也日渐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面对宗教多元主义的挑战，不仅是传统社会内部的问题，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本次研讨会抓住时代背景，确定了“全球化与宗教多元主义”的主题，既蕴含着对全球化与“文明冲突论”的反思，也带有对宗教与世俗以及不同文明之间和睦相处远景的展望。

本次研讨会所涉及的主要议题包括现代社会中各国宗教的多元主义趋势、宗教多元主义对传统社会的挑战以及对宗教多元主义模式的批判、宗教与现代性、世俗主义与宗教价值、移民与宗教、宗教的世俗化与多样性等。

不少国外学者从各自国情、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实际情况出发，就宗教多元主义涉及的宗教的世俗化倾向、对传统社会的挑战、宗教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的位置与作用、新兴宗教运动等问题阐述了观点。美国宗教科学研究学会前主席、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韦德·卡拉克·鲁夫教授以“宗教与社会团结”为题，探讨了多元化背景下宗教对维护社会团结所起的作用。他利用查尔斯·泰勒划分的杜尔凯姆谱系分析了宗教与社会统一之间的关系：1）古典杜尔凯姆式（Paleo-Dukeiheim），即把宗教作为社会团结的主要方式；2）新杜尔凯姆式（Neo-Dukeiheim），是指面对社会动荡与危机时依然寻求宗教来恢复社会秩序；3）后杜尔凯姆式（Post-Dukeiheim），是指在现代世俗多元化背景下宗教已不再是维护社会团结的唯一手段。以美国为例，布什总统是福音派，在他看来，宗教是维护社会统一的基石；而奥巴马总统却正好相反，他认为美国是新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徒甚至包括无神论者在内的多元化的国度，宗教在维护社会统一方面的作用已大打折扣。

世俗化的经典命题在本次会议上以犹太教为例进行探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戴维·拜勒（David Biale）教授从犹太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了犹太教世俗化的思想渊源，指出在犹太思想史中存在着一条从斯宾诺莎到海涅、弗洛依德、爱因斯坦以及本·古里安的世俗思想传统，这些思想家赋予犹太教古老的信仰对象“上帝、托拉、以色列”以新的世俗内涵，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传统犹太教的世俗化过程，其结果是现代的“文化”概念取代了“宗教”的概念；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大卫·彼卡斯（David Pickus）教授认为犹太教的世俗化主要来自对外部世界的反应——爱犹主义（philosemitism）是导致犹太教世俗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表现出亲密、友爱而欣然接纳彼此的不同时，犹太教也开始世俗化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贝克霍斯（Carol Bakhos）博士认为尽管现代美国犹太教存在着世俗化和教派化的趋势，但这并不影响犹太认同的宗教性。

关于宗教在现代国家政治结构中的地位与功能，埃及开罗大学文明研究与文化对话研究中心主任萨尔克韦（Pakinam El Sharkawy）教授以埃及政治为例指出，在全球化时代，把伊斯兰世界简单划分成世俗的或伊斯兰的这种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已经显得过于简单化，不能深刻反映后现代时代全球化过程所激起的神圣与世俗交融互动的复杂现实。实际上，使用半世俗/半伊斯兰综合治理模式（hybrid models of governance）已成为伊斯兰国家政治控制的基本手段。当然，政府采取这种双重治理模式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拉拢国内的宗教势力以稳固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是迫于“911”之后国际社会普遍反对激进伊斯兰的外部压力。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大学阿塞法·托勒拉·索里（Assefa Tolera Sori）教授分析了目前埃塞俄比亚东正教基要主义分子对政局的影响。几个世纪以来，占人口大多数的东正教一直与伊斯兰教等少数派宗教团体和平共处。但是随着全球化与美国发动的“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的影响，东正教势力有所抬头，不断挑起对伊斯兰教的矛盾，对政教分离的政治体制进行挑衅。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帕拉玛蒂纳大学苏拉诺（Suratno）博士分析了1998年苏哈托政权倒台之后激进—保守派伊斯兰团体的复兴。这些团体采取暴力恐怖手段谴责、袭击非伊斯兰团体，威害民主进程。与此同时，作为其对立面的自由—进步主义伊斯兰团体试图遏制这股潮流，推行反暴力、宗教多元主义与宗教间对话的主张。正是由于这些团体“去政治化”的主张才使得宗教民主、自由、平等的种子在印尼开始萌芽；

新兴宗教运动是国外学者的又一热门话题。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阿尔格兰迪（Joaquin Algranti）教授通过研究布宜诺斯艾利斯“巨型教会”中福音派新领导模式，深入分析了文化全球化、巨型教会的出现和教会的政治诉求之间的关系。他指出，阿根廷巨型教会的发展已引起举世关注。这种巨型教会会众人数通常在两万左右，自下而上建构出金字塔式的由少数精英分子构成的领导核心。这种结构不仅有利于教会的统一，更有利于呈现信徒的政治诉求，促使领袖在公共领域拥有更多的权力，发挥更大作用。乌克兰敖德萨国家法律研究院的叶夫·多狄那（Yevgeniya Dodina）教授分析了苏联解体后新宗教团体在乌克兰的蓬勃发展，在相对宽松的政教分离体制下，一种宗教多元发展模式渐已成型。斯洛伐克伯拉第斯拉瓦政教关系学院的卢西亚·格雷斯科瓦（Lucia Greskova）教授分析了斯洛伐克新兴宗教运动作为一种道德恐慌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此外，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天主教大学的达·科斯塔（Nestor Da Costa）教授关注拉丁美洲不同国家在其各自历史发展中呈现的多重现代性，研究了多重现代性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日本同志社大学一神教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小原克博（Katsuhiro Kohara）教授从反思日本宗教和伊斯兰教的视角对宗教多元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宗教排斥论和兼并论亦有值得称赞之处；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民族与宗教多样性研究所的黄维珊博士、保加利亚索菲亚图书馆学与信息技术州立大学杰奥尔杰塔·那札斯卡（Georgeta Nazarska）教授，则分别以纽约华裔移民和保加利亚伊斯兰移民为例，分析了移民、性别与宗教之间的联系。

国内学者也提交了很多精彩文章，对当前国内学界关心和热议的宗教问题表达了个人见解。中国人民大学何光沪教授对比了以“龙”为象征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国权主义和以“鸽”为象征的中国基督宗教之间的张力。他指出，自西周以降中国社会就逐渐形成王权高于一切，国家利益高于公民利益的思想传统，他称之为“国权主义”（statism），用以“龙”作为其象征符号。与强大的国权主义相反，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就像弱小的“鸽子”。自唐代景教开始，基督教在中国的三起三落都与国权主义密切相关，两者呈现此消彼长的负相关关系。当国权主义势力强大时，基督教往往遭受厄运，而当国权主义实际影响力衰落时，基督教就会兴盛起来。香港中文大学吴梓明教授分析了宗教多元主义对当代社会的挑战、启迪与出路。他指出，指望在神学世界解决宗教差异与冲突问题是不现实的，只有把目光从神学世界拉回“此世”，即共同关注“人类生命实体”，共同关心人类所面临的环境保护、艾滋病流行、恐怖主义威胁等问题，才能实现宗教间融合共处、“和而不同”的愿望。香港“六宗教领袖联合秘书处”的设立就是这一思想的践行。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探讨了儒学的宗教性。他认为把儒学判定为不具有宗教性的始作俑者是礼仪之争期间的耶稣会士。他们从西方中心主义出发，故意把儒学说成只是一种世俗学说，并不是真正的宗教，这样就无形中抬高了天主教的地位。此后的中西方哲学家如黑格尔、韦伯、冯友兰、李泽厚、张岱年等人都沿袭了这一说法，把儒学打入世俗学说范畴。华东师范大学李向平教授以当代中国佛教基督教的交往关系为例，指出了宗教关系中交换媒介的民主化与社会化对宗教多元主义的构建具有积极作用。南京大学徐新教授在文章中追踪了20世纪犹太教的变化和发展，指出在现代性的面前犹太教变得越来越复杂，世俗性和多样性就是犹太教对现代性的重要回应。上海大学历史系刘义博士从理论高度概述了全球宗教与政治间的逻辑关系。他认为政教关系主要是认同、权力与暴力三者之间的关系。认同是基础，暴力是表现，权力是将二者联系起来的中间逻辑。这三者构成一个有机的连续体，影响政治的变迁。华东师范大学陈赟博士以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了一所基督教堂（水寨堂）与当地社会信仰间的复杂关系，从中国的本土宗教背景对宗教市场和竞争理论做了一次检验。上海师范大学谢志斌博士探讨了宗教多样性在中国人的私人和公共生活之间的表现形式和内在张力。湖南师范大学欧阳惠博士对19世纪美国巴特勒法案和福音派新教的盛行进行了研究。复旦大学吴正选博士考察了当代新兴宗教巴哈伊教与联合国体系的互动。广州大学黎志敏教授则分析了儒教作为世俗宗教的典型特征。

本次会议显示的一个主要趋向在于，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在当前的宗教等全球性问题研究中日益凸显。使用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在本次会议提交的文章中很突出，尤其在探讨与当前现实联系紧密的议题中占据主流。与此同时，传统的思想史方法在一些重大议题的讨论中——比如近现代的世俗化进程以及儒学的宗教性——仍然举足轻重。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各位与会学者秉着严谨的学术态度，相互尊重，真诚以待，从不同文明的视野、不同宗教和教派的信仰、不同国家的国情出发，围绕共同关心的宗教关系问题尽可能全面、深入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努力在不同文明、不同宗教和教派、不同国度之间寻找共通之处，促进彼此间的对话与交流，增进彼此间的了解与信任，为更加多样而和谐之世界的出现做出学者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