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8日，应南京大学哲学系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所的邀请，本·古里安大学犹太史系现代犹太历史学教授摩迪凯·札尔金（Mordechai Zalkin）到访我系，并做了题为“纳粹屠犹期间邻居拯救犹太人的道德、伦理、宗教和生存考虑”的讲座。讲座由宋立宏教授主持。
大屠杀研究是现代犹太研究中的核心议题，也是中国犹太研究中最受关注的内容之一。我国学者不仅译介了很多国外有代表性的著作，而且已在大屠杀的时代背景、纳粹对犹太人的政策和态度演变过程、大屠杀的历史与记忆、大屠杀与现代性的关系等方面已有了丰硕的成果。2017年9月，杨·格罗斯的《邻人》的中译本出版，更是将大屠杀中普通人的暴行拉进了中国读者的视野之中，让人们看到了大屠杀中“施害者”、“受害者”、“拯救者”身份的复杂性。
讲座开始，札尔金教授向大家介绍了《邻人》，这本专著讲述了1941年夏天，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的一半波兰居民屠杀了另一半犹太居民的事件。此书曾引发巨大的反响和争议，促使人们对于二战时期纳粹占领之下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关系的真实状况进行反思。
札尔金教授指出，一般来说，历史学家们把纳粹占领区的非犹太人分成三类：“施害者”（perpetrators）、“通敌者”（collaborators）与“旁观者”（bystanders）。杨·格罗斯的《邻人》记录的就是冷漠的旁观者在纳粹的煽动下成为与之合作的通敌者进而成为施害者的过程。但札尔金教授提醒我们还需注意第四个群体：那些在纳粹的恐怖统治之下依然选择帮助犹太人的人。他们虽然数量很少，几千几万中才有一个，但意义重大，他们代表着在大屠杀这样的冰封时代中，人类勇于拯救受难同胞的伟大心灵，而这在大屠杀研究中却几乎被遗忘了。
札尔金教授回顾了犹太人在欧洲，尤其是在东欧的散居史。他认为，犹太人的历史常常有两种叙述的方式：其一，受难的历史，也即犹太人的历史都是由受难组成的，他们从一个地方被驱逐到另一地，直到以色列国的成立；其二，共生的历史，也即犹太人实际上在漫长的时期内，是与当地的社会和平共存的。犹太人在东欧的处境也确实如此，一方面犹太人可居住的区域一直受到限制，19世纪末以来更是不断受到各种集体迫害（pogrom），但另一方面，犹太人也一直和非犹太人生活在一起，就如同杨·格罗斯的《邻人》的故事发生的小镇。
在二战期间，在纳粹的暴政之下，非犹太人做出了很多不同的选择，有冷漠的无动于衷者，有同情者，有敲诈勒索者，有通敌者，当然也有很多人秉持利他主义，人数虽少，但也不至于完全令人绝望。那些帮助犹太人的人，或出于道德考虑，或为信仰所激发，也有为了求利的，还不乏诸如出于爱情之类的个人动机。不论其出发点是什么，只要他/她敢于在随时会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庇护犹太人，那他就是“义人”。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所纪念的“国际义人”数以万计。
札尔金教授指出，战后研究的迟滞，原因是多方面的。对于研究者和公共纪念机构来说，很长时期内对大屠杀的具体情况缺乏基本的了解，即便知道“义人”们的作为，也认为这相对于苦难经历来说，只是一个小插曲；在经历过大屠杀后，很多犹太人甚至很难相信有“义人”的存在，更不要说对大屠杀研究本身的限制了。对于幸存者也是如此，很多经历过集中营、灭绝营的幸存者心态相对消极，战后以色列的社会氛围对大屠杀幸存者不甚友好，幸存者们羞于说出自己的创伤经历，有幸被拯救的犹太人在面对其他幸存者时，承受的心理压力也不小。
大屠杀彻底地改变了犹太历史的走向，它至今仍然在影响犹太社会，影响着犹太人与世界的关系，那些创伤的历史当然应当研究、发掘真相，但“义人”们的义举同样是真相，他们存在的意义也许更为深远，这也是札尔金教授希望通过此次讲座传达的信念。
讲座最后，札尔金教授就相关问题与在场师生作了更深入的探讨。师生们普遍认为札尔金教授的讲座富有启发性，感到受益匪浅。
（杨炯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