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近日，我在朋友圈中晒出挂在家中一位书法家朋友题写的书房名，正好被史梅馆长看到。她通过微信建议我写一篇小文介绍自己的读书、藏书轶事，发到南京大学图书馆在微信号上创设“上书房行走”栏目上去。她认为，我将自己多年募集、珍藏的数万册犹太文化研究方面的图书捐给校图书馆一事是值得写的。以下小文就是史馆长嘱咐的结果。
犹太所收藏的英文版十六卷本《犹太百科全书》
“读书”开智
在我的记忆中，自己与读书这一概念最初联系在一起的时间节点大概是5岁。当时被家人送入位于京杭大运河高邮段河堤上的一“私塾”开蒙。熟悉私塾教育方式的人都知道，孩子在那里“上学”实际上就是读书和背书。因此自开蒙以来，在我脑海中，上学的概念完全等同于读书。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确把上学就说成是“去读书”。家长打发喜欢纠缠撒娇孩子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去、去、去，读书去！”因此，对我而言，读书自然而然成为一种必做之事，继而变成一种习惯，成为生活的一有机部分。在经历了小学、中学、大学的学习生涯后更是洞察读书的重要性，常常把学校是否能够为学生提供自由阅读的空间和时间，让学生有一个自由读书的环境和氛围作为衡量学校好坏的一种标准。
不过，回望童年，应该说自己并没有一个特别良好的读书环境。父母是在40年代就投身中国革命的人。尽管祖父母一代重视教育，千方百计让他们的子女上学读书，母亲还读到了中学。这在30年代的中国还是相当罕见的。父亲在参加革命之前在村里教过书，人称“大先生”。但在我的记忆中，家里从未有过书房，实际上，连书架也没有。家里仅有的十来本书都是父母工作单位发的政治类读物。因此，对于我们姊妹6人，除了学校发的课本，家中几乎没有什么课外书籍可看。课外阅读最多的是街角书摊上摆放的小人书。
文革期间，像我这样已经上到高中的人还是时常会想到读书的事，因为那毕竟能够提供新的知识和展示一个更广阔的社会。为了有书读，自己曾多次钻进已经关闭的学校图书馆中“窃”书，看完一批再换一批。当然，这一做法实属不可容忍的“恶习”，但在当年的特殊情况下，希望读书的冲动应该说还是“难能可贵”的。就这样读了不少“闲书”，开阔了眼界。后来能够作为最初一批工农兵学员进入南京大学学习与这一段读书的经历不无关系。
对书房的渴望
1977年，我大学毕业留校当老师，算是加入士林之列，自然希望有个属于自己的书房。不过，在彼时这一想法纯属“妄想”。在留校人员的宿舍都是数人合住的年代，哪可能有什么空间做书房？
不过，不管怎样愿望还是要有的。同年在家人为自己婚姻大事准备家俱时，提出了希望有一书橱和一张带斗的书桌要求。请来的匠人按照我的要求定做了书橱和书桌。书橱的厚度达50公分，足够放两排书，隔板再分前后两层，前低后高，这样一顶书橱的容积（藏书量）就翻了一翻，相当于两顶橱，而且查找也很方便。至今该书橱仍在使用中。书桌为带斗式，支撑桌面的是带有三层抽屉的斗柜，其中有两层特地做成卡片箱的样式，方便放置学术卡片。可以说，这两件物品就是我最早的“书房”。当从老家运抵我在南京的住处时，还是十分欣喜了好一阵子。
70年代自制书橱
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自己数年后终于的住房得到改善，分得两室一厅的居室。不过，想单独辟一间做书房仍然是不可能的。为了自己不断增加的书有一存放出，只好借用供儿子使用一室的三分之一空间布置成图书角，还添置了新的书架，手头的书籍也算有了一归属之地。
由于自己酷爱读书，逛新华书店购书成为自己的一爱好，每次出差，无论是国内哪个城市，还是哪个国家，总要去当地的书店逛逛。计算下来平均每年工资的四分之一都用在购书上。这样家中书的数量不断增长，而书架的大小是变不了的，永远无法为手头的书籍提供一个安顿之处。直到在审批楼市场购置了一套四室两厅的公寓，自己终于可以有一独立的书房了。在装潢过程中，吩咐工匠做了10只从地板到天花板的书橱。在随后的10年，基本解决家中图书置放的问题。坐在其中，看着四周的图书，不胜欣慰。兴奋之余，自附风雅地为自己的书房起了一雅号：金陵结网轩。其意来自自己的座右铭：“如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以激励自己多读书、多充电。
募集犹太学书籍，第一批犹太文化藏书的拥有
现在的我是以犹太文化学者的身份和名声立于学界。实际上，我毕业于英语系，英语语言文学是我的专业，留校工作后选择的研究领域是战后美国文学，特别是50-60年代成为美国文坛主力的犹太文学。闯入犹太学领域纯属“偶然”和自己使命感使然。若不是1986-88年在美国大学执教期间因生活居住在美国一犹太人家，获得一个不可多得了解犹太文化的绝佳机会，我想我是说什么都不可能进入这一领域的。
在1986-88年间与该犹太家庭，以及通过他们，与芝加哥犹太社团的密切交往中，犹太人的思想、行为以及生活方式时常令自己着谜，并逐步领悟到犹太思想文化内涵具有的魅力，以及对西方社会生活造成的巨大且具实质性的影响。在当时的我看来，这方面的思想不正式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所需要的新思想吗？
所见所闻，加上所思所考，使得自己那颗一直在寻找新思想的心灵受到极大冲击，真的为这一独特的「异域」文化所吸引。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去更多了解犹太文化的内涵和精神实质。
尽管我对犹太文化的最初了解来自接触、体验、观察和交流，但我仍然以为读书学习是获取这方面知识的主要方式。虽然是日常生活中的接触、体验和观察使我对犹太文化的方方面面有了感性认识，但是真正使我把握犹太文化精髓却是通过阅读式的学习和思考。该犹太人家收藏的犹太文化方面图书成为了我最初的阅读之物。每当体验接触到犹太文化新的方面或内容，我都会在事后立即查阅相关书籍资料，以加深自己的了解和把握。
需要补充的是，我在犹太文化上的生活经历还直接导致我在回国前对当时尚未与我国建交的以色列国的访问。对犹太文化了解的越多，自己对世界上唯一的犹太人国家越好奇，希望能够有机会亲眼去看一看。在犹太朋友的协助下，该愿望最终得到了实现。1988年夏对以色列的访问不仅使得自己对犹太人的国家有了「第一手」的直接了解，而且为此后三十年本人与以色列学界建立牢固的学术联系打下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该访问的所见所闻进一步坚定了自己已经产生打算回国后投身犹太学研究的决心。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在如饥似渴地学习、力图更好了解犹太文化的同时，我还逐渐有了希望回国后将学习了解到犹太文化分享给国人的想法，希望以此对中国社会正在开展的方兴未艾改革开放运动助一臂之力。
这一于1987年下半年在自己脑海中出现的想法自然会引出另一个问题：回去后如何能够继续自己对犹太文化的学习？必须有这方面的图书，需要一定数量犹太文化方面的图书，保证有知识的源头活水。而彼时的实现不断提醒自己，回国后是很难获得这方面图书的。自己必须自带“干粮”回去！必须募集图书！因此，募集犹太文化方面的图书成为我在余下留美时间的一项重要任务。
应该说功夫不负有心人。等到我1988年5月打包准备回国时，我募集到的图书已经达千册（20箱）。如此多的书只有托运回去。我庆幸自己打听到并选择了一家提供门到门服务（Door to door service）的运输公司，在离开美国前付款交运。4个月后，当图书运抵南京时，委托的运输公司忠实履行合约，把这20箱图书不仅运到我的住处，而且背上没有电梯的6楼家中，真正做到了门到门的服务。而运回的书遂成为我拥有的第一批犹太文化藏书。
以读书补缺，先学后教
言必信，行必果。上面提到，我在美国对犹太文化的生活体验和了解使得自己萌发了回国后在研究和推介犹太文化方面出些力的意念，再加上回国前对世界上唯一犹太人国家——以色列的历史性访问，回国后的我真的义无反放下自己熟悉且小有成绩的英语语言和文学领域，全身心投入犹太学研究。我的学术生涯从此转向。
不过，平心而论，虽然决心很大，但内心深处对自己是否能够做到做好是打一个问号的，毕竟年轻时的我在犹太文化方面没有“坐过科”，从中学到大学从未上过任何与犹太文化有关的课。要真正开设这方面的课程，自己必须“恶补”这方面的知识。幸运的是，从美国运回的书籍发挥了作用。在接下来两年左右的时间，自己将这些书统统浏览阅读了一遍。这无疑是一生中读书最为密集的一段时间。为了确保自己有充足的学习读书时间，自己一直谢绝校外有偿讲课邀约，在家潜心读书。
在这一期间的潜心读书结出了数方面的果实：除了顺利在南京大学开设犹太文化课程，还完成了中文版《犹太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并开启了对现代希伯来文学的系统译介工作。
1995年徐新教授与基辛格博士会面，基辛格博士在翻阅中文版《犹太百科全书》
1996年美国宗教人权代表团施奈尔拉比将《犹太百科全书》作为礼物赠送给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
徐新教授与前以色列总统佩雷斯会面
从书房到图书馆
1992年1月，喜讯传来，中国和以色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本人不失时机向学校申请成立一个专事犹太文化研究的机构。5月，经南京大学批准，起名为“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中心”（10年后更名为犹太文化研究所）正式挂牌建立。这可是中国高校系统中正式批准成立的第一个犹太文化研究中心。中心自我定位为：中国高校系统一个专门从事犹太文化专题研究的科研教学机构。除了每年开设犹太文化课程外，开始了研究生的培养。
2010年为感谢捐赠者格来泽夫妇研究所更名为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所
中心成立后，对图书到需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个人的书房满足不了需求，筹建中心图书馆显然是一个迫切且绕不过去的任务。
施奈尔拉比通过捐款三万美金获得该图书馆的命名权
有志者事竟成。经过数年的努力，通过筹集资金中心不仅有了自己的实体图书馆，而且藏书量在逐年增长，绝大多数都是英文版图书，成为国内拥有最多犹太研究书籍的图书馆。国外的来访者在参观后甚至认为，该图书馆，除以色列外是亚洲最大的犹太文化藏书馆之一。
2020年以色列新任驻上海总领事爱德华先生参观犹太文化研究特藏
徐新所长与以色列新任驻上海总领事及副总领事合影
尽管一部分图书是通过购买获得，但绝大部分是通过募集的方式获得。采用这一方式倒不是仅仅因为研究所没有足够的图书经费或者购买渠道不畅，而是大部分图书在研究所成立时已经绝版，很难购得。募集图书的渠道主要有三：
一、来自美国犹太教育机构图书馆和犹太社区图书馆
这些图书馆通常每过一段时间将会清理自己的图书。加之每年都一些犹太家庭因成员的变故，会把家中收藏的图书捐给这些机构。譬如，我做过驻院学者的希伯来联合学院，前往访问并做过演讲的克里福兰犹太学院和加州贝弗利山庄伊曼纽尔犹太会所等机构都一直接受犹太人的图书捐赠，有了不少复本。在了解了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在中国犹太学研究领域发挥的作用后，这些机构主动捐赠它们图书馆中的复本。每一机构捐给南大研究所的图书量都在5千册之上。
犹太所收藏的英文版《巴比伦塔木德》
二、来自结识的犹太个人，特别是名人
犹太人素来有读书的传统，通常每家每户都有可观的藏书，极有可能成为潜在的捐赠人。譬如，我所结识的希伯来联合学院前院长高乔克（Alfred Gottschalk）
教授因遇车祸受重伤，在医治了半年之后仍然不幸逝世。由于我与他结下的深厚友谊和对南大犹太所在中国推进犹太学教学的了解，他留下遗言要求将他的私人图书馆捐赠给本人所在的研究所。这一批图书均是珍贵、高质量的学术著作。高乔克的儿子Mark不折不扣按照父亲的遗愿办事，在高乔克逝世后将其父的书籍运到南大。另一位捐赠近千册图书的著名人士叫纽斯勒（Jacob Neusner）的教授。他应该说是一个著述狂人，著述的数量已经不能用等身来衡量，据报道由他撰写或者编写的书籍超过5千本，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他的书摆满整整8个书架。我是因他的约稿之举而结识他的。当时他正在准备编一本《犹太教百科全书》（The Encyclopaedia of Judaism），向我约稿。
当时来南京大学访问的希伯来联合学院前院长高乔克教授
纽斯勒教授编撰的《犹太教百科全书》
在我将20余页英文词条“Judaism in China”寄给他后，他非常满意，给我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在信中，除了赞扬我的文稿和告知我的文章将在他编纂的书中刊用外，还告诉我说我的名字已经加在他的赠书人名单上，此后他每有一本书出版都会自动寄赠我一册。同时，他的办公室已经打包将200册他名下的书寄我。这真是喜出望外，是一种想都不会想到的意外收获。一篇约稿竟然导致这样的结果，真是难以想象。纽斯勒教授真是一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在他正式退休封笔之前，我一直收到由出版社寄来他写的每一本书。
研究所收藏的纽斯勒教授的部分图书
三. 来自募捐呼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犹太访问团来中国参观访问，不时会邀请我参与接待，与访问团见面或做有关中国犹太人的讲座。在联系人询问接待需要什么样的费用或条件时，我的答复通常是千篇一律：希望代表团的成员每人带一两本有关犹太方面的书籍，作为礼物捐赠给南大犹太文化研究所，供我们的学生学习之用。这样一来，每当有一此类访问团来访，我们的图书馆都会有几十本的图书增加。日积月累，数年下来，研究所的图书增长量过万。我还在国外报纸上刊登文章，呼吁犹太朋友为我们捐赠图书。此外，我每次出访都会收集图书，归来行李中都会有半数物品是图书。当然，能够做到这一点，需要的是信任、友谊和人脉。
特藏室的设立
到2012年，由本人逐步建立起来的犹太文化藏书量已经超过3万，其中不乏珍本和签名本。为了更好地用好这一独特的图书资源，在南大仙林校区启用之后，本人决定将所有的图书一次性捐赠给南京大学图书馆，作为南京大学的公共资产。应该说，这是一批极有特色的图书，许多书可以说是国内藏书界的“孤本”。为此，南大图书馆在杜厦图书馆特藏部辟专区进行收藏，以“犹太文化研究特藏”命名。不仅如此，还对所有图书编目上网，向全国范围的读者，尤其是犹太学者和研究生开放，为中国整个犹太学领域的可持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杜厦图书馆的“犹太文化研究特藏”专区
十卷本的犹太经典《米德拉西》
《塔木德》
经过近30年的发展，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发展迅速，成为了中国民众了解犹太文化的重要信息窗口和资料来源。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作为国内犹太文化研究的专门机构，研究所为国内更好地了解犹太民族，进而更好地了解世界提供了坚实的平台，为促进国内外文化、学术沟通交流搭建起了坚定的桥梁。
而这一切在我看来是我读书一生、藏书一生的一种自然结果。